为了维护和平、守护各民族的安全，为了确保德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一步重建政治生活，管制委员会决定颁布如下法令：

条款一

普鲁士、其中央政府及其所有附属机构自即日起全部废除。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第46号法令绝不仅仅是一道行政命令，因为占领当局把普鲁士从欧洲地图上抹去的做法同时也相当于对普鲁士做出裁决，为其盖棺论定。普鲁士与巴登、符腾堡、巴伐利亚、萨克森不同，并不是一片普通的德国领土，而是为祸欧洲的德意志弊病的发端之地，是导致德国偏离和平发展道路、放弃政治现代化进程的罪魁祸首。1943年9月21日，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发言，指出“普鲁士是德国的核心，是反复出现的疫病的根源”。所以说，从象征意义的角度来看，把普鲁士从欧洲的政治地图上抹去是一项很有必要的举措。普鲁士的历史已经变成了一场噩梦，压在生者心头。

这个极不光彩的结局让处理本书的主题压力重重。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早期，史家对普鲁士历史的描述大都相当正面。普鲁士学派的新教历史学家大唱赞歌，宣称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不仅是理性行政的实施者、进步的推动者，也是把信奉新教的德意志诸国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法国的波拿巴主义者的桎梏中解救出来的解放者。该学派的历史学家认为，1871年成立的以普鲁士为主导的民族国家是宗教改革之后，德意志历史演变自然且不可避免的最佳结果。

1945年后，纳粹政权犯下的滔天罪行已把德国的历史笼罩在阴影之下，这种用正面的眼光评判普鲁士历史的观点渐渐失去了市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指出，纳粹主义的出现并不是意外事件，而是“［普鲁士］慢性疾病的急性症状”；就心态而论，奥地利人阿道夫·希特勒“自己做出选择，成为普鲁士人”。一种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认为，人类历史步入现代之后，德国的历史没能走上“正常”（如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道路，没能进入相对自由、纷扰较少的政治成熟期。这种观点指出，法国、英国、尼德兰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将旧精英和旧政治制度的权力一扫而空，而德国则从来都没有发生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取而代之的是，德国走上了一条“特殊道路”（Sonderweg），在道路的终点迎来了长达12年的纳粹独裁统治。

在这种畸形的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中，普鲁士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纵观德意志诸国，普鲁士看起来正是“特殊道路”的种种典型症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那个国家。在所有这些症状中，当数容克地主阶层屹立不倒的权势最为突出。容克地主是居住在易北河以东地区的贵族地主，他们长期把持普鲁士的军政大权，在乡村地区一手遮天，在欧洲经历了革命浪潮的洗礼之后，他们的主宰地位保留了下来。无论是对普鲁士，还是进而对德国来说，这一弊端造成的后果似乎都是灾难性的：普鲁士和德国出现了反自由的、没有包容性的政治文化，表现出了一种比起法律赋予的权利，更加尊重强权的倾向，建立了一脉相承、未曾中断的军国主义传统。几乎所有分析德国走上“特殊道路”原因的见解都把失衡的或者说“不完全的”现代化进程视为症结所在，认为在德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没能跟上步伐，被经济领域的创新和增长落在了后边。根据这种解读，普鲁士是德国及欧洲现代历史的万恶之源。普鲁士把本国独有的政治文化强加于刚刚诞生的德意志民族国家，扼杀了德国南部更加自由的政治文化，令其彻底边缘化，从而为之后的政治极端主义和独裁统治奠定了基础。普鲁士对威权主义的推崇、对强权充满奴性的顺从，为民主制度挖掘了坟墓，为独裁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地基。

上述范式转移的历史见解转变引起了那些想要为普鲁士这个已经被废除的国家正名的历史学家（他们大都生活在联邦德国，政治取向十有八九是自由派或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他们如数家珍，列举了普鲁士取得的成就——清正廉洁的公务员体系；对宗教少数派的包容态度；一部广受称赞，引得德意志诸国争相效仿的法典（1794年颁布）；（19世纪时）在欧洲鹤立鸡群的识字率；效率极高，堪称范式的官僚体系。他们提醒人们关注生机勃勃的普鲁士启蒙运动。他们着重指出，普鲁士作为一个国家，在面临危机时会转变重组，重获新生。“特殊道路”范式着重指出普鲁士人在政治上充满奴性，对强权卑躬屈膝，他们则反对此说，强调普鲁士历史上的那些值得回顾的反抗强权的事迹，尤其是对1944年7月时，普鲁士军官在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起到的关键作用大书特书。在他们的笔下，普鲁士并非十全十美，却仍然与纳粹创建的种族主义国家截然不同。

只要试图理解普鲁士的历史，就肯定无法完全避开上述争议所提出的问题。我们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评价普鲁士的历史，都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普鲁士在德国20世纪灾难连连的历史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把希特勒夺取权力这件事当作唯一的切入点来解读普鲁士的历史（实际上，无论分析哪个德意志邦国的历史都是如此），这同样也不意味着我们应当用非黑即白的道德标准来评判普鲁士的历史，好似完成任务一样，颂扬光明面，痛斥阴暗面。当代的历史讨论（还有一部分专业的史学著作）充斥着对普鲁士历史两极分化的评判，这是很有问题的，因为这不仅过分简化了原本极其复杂的普鲁士历史，还会把普鲁士的历史压缩成一套证明德国人有罪的民族目的论。只不过，我们必须认清这样一个事实——普鲁士在成为德国的邦国之前，早就已经成了一个欧洲国家。在这里，我要提前摆出本书的一个中心论点——德国并没有成就普鲁士，反倒是导致普鲁士走向毁灭的祸根。

正因为如此，我才没有把普鲁士的历史记录分成善恶两类，没有拿出天平，称一下普鲁士的历史到底是善多一点，还是恶多一点。同样，我也不会宣称自己外推出了“经验教训”，不会给出道德上、政治上的建议，去指点现在及未来的读者。翻开本书之后，各位读者会发现，书中的普鲁士与某些痛恨普鲁士的学者笔下的普鲁士十分不同，不是一个好似白蚁巢一样等级森严、冷酷无情、嗜血好战的国家，但书中同样也不会出现亲普鲁士的学者笔下好似围坐在炉火周围，回顾美好的往昔一般，对普鲁士的历史太过温情的记述。我很庆幸自己是一个出生在澳大利亚，在21世纪的剑桥大学工作的历史学家，在记述普鲁士的历史的时候，不会感到自己肩负着某种义务（或受到了某种诱惑），既不需要扼腕叹息，也不必歌功颂德。因此，本书的目的是，探究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成就了普鲁士，之后又让普鲁士走向毁灭。

近年来，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它强调民族和国家并非自然形成，而是在难以确定的外部条件的影响下出现的。这种观点认为，民族和国家是有人设计、有人建造的“大厦”，而修建大厦的砖瓦则是在意志的火焰中“烧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10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像普鲁士那样，如此让人信服地证明这一观点：普鲁士是一个由七零八落的领土组成的国家，既没有天然的边界线，又没有独特的民族文化、语言、传统饮食。此外，普鲁士时不时地对外扩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吸收了新的人口，即便经历了困难重重的同化过程，这部分人口也不一定能够培养出对普鲁士的忠诚感，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领土分散、文化缺乏一致性所造成的困难。把生活在普鲁士境内的居民塑造成“普鲁士人”是一个缓慢而又一波三折的。

【内容简介】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普鲁士”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人们熟悉那个在19世纪威震天下，用“铁与血”统一德意志的欧洲强权，也知道一种叫作“普鲁士蓝”的颜色——来自普鲁士的深蓝色军服。然而翻开现代欧洲地图，却根本无法找到这个名字，不同于伦巴第、勃艮第、萨克森这类政权消失后地名依然延续的前国家，曾经叱咤风云的普鲁士仿佛从地球上蒸发了。

二战结束后，盟国认为，为了一劳永逸地在德国消除战争的危险，作为军国主义化身的普鲁士必须被废除。于是，普鲁士——一个几百年来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国家——自1947年2月25日起彻底不复存在。

但是，正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克在《钢铁王国》中所揭示的，普鲁士的遗产要比这复杂得多，人们对它的争议也从未停止。尽管现在普鲁士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已成为逐渐消失的记忆，但它的真实故事却能让我们重新认识现代欧洲国家蓬勃崛起的历史。

【作者简介】

剑桥大学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他在2007年出版的《钢铁王国》获得英国沃尔夫森历史奖，他也因此书成为第一位获得德国历史学院奖的外国人；2015年，克拉克被授予英国爵士头衔；2022年，他因在欧洲历史领域做出的贡献获欧洲媒体查理曼奖和德国佩星大功绩十字勋章。克拉克还著有《沉重的皇冠：威廉二世》《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革命之春：为新世界而战，1848—1849》《时间与权力》等多部备受推崇的欧洲史作品。

【目录】

推荐序

引 言

勃兰登堡 - 普鲁士的历史

第 一 章 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朝

第 二 章 毁灭

第 三 章 非同寻常的德意志之光

第 四 章 王权

第 五 章 新教

第 六 章 乡土势力

第 七 章 逐鹿欧洲

第 八 章 敢于求知！

第 九 章 傲慢与报应：1789—1806

第 十 章 官僚创造的世界

第十一章 钢铁时代

经典课程：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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